逃离朝鲜 Escape from North Korea 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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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pe from North Korea
逃离北韩
For those fleeing their brutal homeland, the 2,000 perilous miles across China are just the beginning. Then comes the challenge of making a new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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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韩大叛逃 Escape From North Korea




千回百转自由路
Defection is daunting. So is starting a new, free life.


严寒的11月天紧扣着中国延吉市一栋破旧公寓大楼的窗子，北韩的边界就在16公里外。往上走了三层楼后，脚步声在门前停了下来。听到声音，两名年轻女子赶紧躲进内室，并缩在墙边。接着传来了敲门声。从北韩叛逃出来的两人低下头，并做了最坏的打算。假如中国警方发现她们没有身分证，她们就会被戴上手铐及脚镣遣返。回到北韩后，她们将在集中营接受好几年的劳改。

A frigid November day pressed against the windows of a shabby apartment building in the Chinese city of Yanji, ten miles from the North Korean border. Three stories up, footsteps stopped outside a door. At the sound, two young women hurried to a back room and shrank against a wall. Then came a knock. The women, defectors from North Korea, bowed their heads, expecting the worst. If the Chinese police found them without identity cards, they would be deported in handcuffs and chains. Back in North Korea, they would be sentenced to years of hard labor in a prison camp.


她们之前的老板是一位经营网络色情业的韩裔中国人，他也在寻找她们。过去一年来，小红和小白（这是我在笔记本里给她们取的化名，以免被警察抓到）都被关在房间里，就跟犯人没两样。她们被迫发出淫声浪语，并且在镜头前宽衣解带给南韩的在线顾客看。就在前一晚，基督教的传教士帮助她们逃走，并把她们带到了这个藏身之处。
Their former boss, the Korean-Chinese owner of an Internet sex operation, was hunting them as well. For the past year Red and White (aliases I gave them in my notebook in case police stopped me) had been held in a room as virtual prisoners, forced to "talk dirty" and take off their clothes in front of a camera for online clients in South Korea. The night befor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had helped them escape and brought them to this safe house.


敲门声还在继续。有个男的喊道：「你们在吗？开门。」小白听出了那个声音，那是她们的一位救命恩人。她冲到门口，笨手笨脚地打开了门。一位清瘦的男子站在那里，带着尴尬的笑容，并拿着一个锅子和一袋米。「你们一定饿了。」女子鞠躬致意，带着他进厨房。不久后，房间里便充满了他们吱吱喳喳的讲话声。传教士还带来讯息：「随时准备离开。刚才电话来了。」
The knocking continued. A man called out, "Are you there? Open up." White recognized the voice: It came from one of their rescuers. She rushed to the door and fumbled it open. Stand­ing there was a thin man with an awkward smile, holding up a cooker and a bag of rice. "You must be hungry." Bowing in greeting, the women led him into the kitchen. Soon the room filled with their chatter. The missionary also brought a message: "Be ready to leave soon. The call just came."


藏身在中国的北韩人大概有5万人，或许更多，他们多半躲藏在两国间长达1450公里的偏远边界附近的城市和村落里。还有数目不详的人则是来中国几个月，然后带着食物与钱又溜回北韩。但有许多人留了下来，因为他们无法或不愿意回到残酷的祖国。他们只有两种冒险的选择：一直躲藏，并经常遭到雇主的剥削与囚禁；或是走秘密通道奔向新生，那是一段靠徒步、车辆和火车横越中国及东南亚的危险旅程。面对检查站、告密者和危险地形的重重阻碍，无数的叛逃者被抓了。但在一小群人道主义者以及收费在3000美元以上的走私客协助下，大约有1万5000人已经抵达安全地带，他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南韩。在那里，饱受创伤又无一技之长的他们面临最艰巨的挑战：重新开始。
Some 50,000 North Koreans, and possibly many more, are hiding in China, most in cities and villages along the remote 900-mile-long borde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Uncounted others have come for a few months and then slipped back to North Korea with food and money. Yet many stay on, unable or unwilling to return to their cruel homeland. They are left with two desperate choices: Keep hiding—often as prisoners of exploitative employers—or embark on the Asian underground railroad, a perilous journey by foot, vehicle, and train across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onfronted with an obstacle course of checkpoints, informants, and treacherous terrain, numerous defec­tors have been caught. But aided by a small band of humanitarians and by smugglers charging $3,000 and up, some 15,000 have reached safe haven, most often in South Korea. There, traumatized and barely skilled, they face the most formidable challenge of all: starting over.

北韩人的逃亡潮始于1990年代中期，当时北韩爆发了惨重的饥荒。在受创最严重的地区，民众只能以植物的根、草、树皮充饥，超过250万人生命垂危。中国人最初公开援助不顾一切跨越边界的北韩民众，但后来在北韩政府的抗议下，中国便下达了禁令。警方定期突检街坊和村落，以搜查逃跑的北韩人，而他们则生活在遭到逮捕及遣返的恐惧下。在北韩，未经允许跨越边界可处以三到五年的集中营劳改，跟传教士或其它人勾结前往南韩则被视为叛国，违者会遭到禁食、凌虐，有时候还会被公开处死。人权组织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美国和欧盟，敦促中国遵照国际协议把北韩人视为难民，因为他们一旦遭到遣返就会面临刑罚，符合难民的条件。但中国却坚持，叛逃者是非法的「经济移民」。在2008年奥运之前的几个月，中国当局变本加厉地逮捕叛逃者，一周就抓到并遣返了数十人，或许高达数百人。但北韩难民还是不断涌入。

The exodus from North Korea began in the mid-1990s as a devastating famine broke out across the country. In the worst hit areas, people were reduced to eating roots, grasses, and tree bark. More than 2.5 million people would perish. At first the Chinese openly aided the desperate border crossers. But following protests from the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China cracked down. Police regularly raid neighborhoods and villages to ferret out North Korean runaways, who live in terror of being caught and deported. In North Korea,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out permission is punishable by three to five years in a prison labor camp, and conspiring with missionaries or others to reach South Korea is considered treason, with offenders starved, tortured, and sometimes publicly executed.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and various foreign leaders, particular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re urging China to honor its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by treating the North Koreans as refugees, a status they're entitled to because of the punishments they face if deported. But China maintains that the defectors are illegal "economic migrants." In the months leading up to the 2008 Olympics, Chinese authorities intensified their efforts to apprehend defectors, capturing and deporting dozens, perhaps hundreds, a week. Yet they keep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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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朝鲜的日子（朝鲜难民的艰辛逃离历程）

2006年10月24日，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报告警告，由于试射导弹和地下核试招来国际禁运制裁，将使得原本已经粮食短缺的朝鲜，面临严重的饥荒。据韩国一家NGO组织称，朝鲜北方在今年7月发生的洪灾，可能导致一场与1994年相似的大饥荒。上次大饥荒，至少使朝鲜2000万人口中的十分之一丧失了生命。朝鲜大饥荒还诱发了朝鲜国民持续性越过中朝边境的浪潮，他们由短期越境觅食、打工到长期滞留，有一小部分则通过中国前往第三国。 　　根据1951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的规定，难民是指“因战争或者暴力的原因，或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对于难民，国际法确立了“不推回”原则和“国际团结合作原则”。前者要求，除非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有足以危害其所处国家的安全等其他严重情形，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的领土边界；后者要求，世界各国在难民的接纳、安置、援助、保护，难民事务开支的分摊以及消除和减少难民的产生的根源方面有责任加强团结与合作。目前，中国政府并不承认非法进入我国境内的朝鲜人以难民身份。 　　10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国际法、国内法及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朝鲜非法入境者。刘建超说，中方同你提到的国际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是有分歧的，我们不认为这些人是难民，而是从朝鲜到中国来的非法入境者。中方在境内对朝鲜非法入境者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人道主义待遇。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已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然而，根据许多独立机构的估计，非法留居中国的朝鲜人约为30-40万人，他们忍受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痛苦，他们东躲西藏，挣扎于被遣返回国的恐惧阴影中，他们的存在是普通中国人视野中的盲点，但却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这群因饥饿而离开朝鲜的人，被韩国人称为“逃北者”。在朝鲜核试引发联合国禁运等制裁可能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朝鲜难民问题之际，本刊特派记者分赴中朝边境的延边、丹东地区探访这一特殊群体。 　　金美熙老太太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已经76岁了，她住在距中朝边境不到10公里的一个由鲜族教会所创办的老人院中，每天的生活从早上起床的锻炼开始，然后在后院的菜地里劳动，还要帮助照顾老人院中其他生活不便的老人。“我现在感到很满足”。陪同的翻译介绍，除了口音之外，很难认出她是一名“逃北者”，她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 　　金美熙的形象非常接近中国抗美援朝电影中的朝鲜“阿妈妮”，热情，坚强，勤劳，她年轻时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丈夫去世很早，膝下仅有一个儿子，1995年，他儿子已经成家，并给她生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孙子13岁，念初一，正处在24小时都感到饥饿的年龄；孙女8岁，金美熙65岁。这一年，是朝鲜“苦难的行军”第一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从1990年到1998年，朝鲜经济持续衰退，粮食严重不足、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瘫痪，能源和工业原料十分紧缺。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情况越来越糟糕，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外部世界对朝鲜的封锁，在加上金正日主政后于1995年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苦难的行军”运动，号召人民加班加点，超额劳动以“战胜”经济困难，但粮食配给却越来越少。1994年，朝美局势因为核问题而到了战争边缘，朝鲜根本无法得到外部援助。在韩国媒体的描述中，第一轮“脱北”的热潮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和其他人一样，金美熙家的情况也不好，“我当时就想不要给家里再添负担，”金美熙说。1995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金美熙离家出走。“本来想熬过这一段就回去的，谁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 　　金美熙的目标是中朝边境，当时，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一天吃三顿大米饭”的谣言已经在朝鲜流传开来。从山上挖人参交到中朝边境的掮客手里，然后再换回一些粮食和日用品在朝鲜的黑市上贩卖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但这个生意也不好做了，原因很简单，即使在黑市上也很难再换到粮食。金美熙最后一次从内地抵达边境的时候经过一个拥有一小片农田的边防军营，她在那里留了下来，开始帮助边防军种粮食，“只要能吃上饭，干什么都行。” 　　1996年底，图们江刚刚上冻，金美熙遇见了四个准备穿越国境前往中国的“逃北者”，在她的央求之下，四个人带上了她，几天以后，她赤脚淌过了流淌着冰渣子的图们江。 　　金美熙的经历或许是2000年以前第一代“逃北者”的典型，当时，中朝两国的边境管理并不严格，而据“国际难民组织”的分析说，当时中朝两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非法的边境穿越，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在穿越边境后更多会选择寻求一些帮助，然后携带食品回到朝鲜以养活自己的家人。朝鲜政府觉得这种临时的越境有助于缓解朝鲜的粮食紧张情况。居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人也愿意帮助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同文同种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据一位边境农村的老人介绍，“三年自然灾害直到后来的文革，他们也帮助过我们。” 　　但后来的越境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从2000年开始，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难民吸引了大量人权组织，新闻记者，乃至联合国调查机构的关注，延边发生的“情况”，“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安全了”。中朝两国政府开始加强边境巡逻和监管，中国更开始突击审查延边农村的“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边境另一侧的朝鲜则加强边境巡逻，但这却没能减少“非法越境者”的数量，仅仅为边防军提供了新的索贿途径。2002年至今，大概花费200至300元人民币就能让朝鲜边防军对“偷越国境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朝鲜人来说，这或许是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李济博，36岁，她的一条腿已经残废，总是带着拐杖，她居住在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小乡村中，1998年，她离开朝鲜的丈夫和孩子，第一次穿越了边境。在中国境内，一个人口走私贩给了她一些食物和衣服，然后把她卖给了一个山区农村40出头的老单身汉作“妻子”。李济博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地里干活，她的“男人”则在家里休息。农活很累，但“至少能吃上饭”，除了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会被中国警察搜查到并遣送回国之外，她对自己的生活还较为满意，因为担心邻居们举报，她对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格外礼貌。2002年的一天，噩梦还是变成了现实。当地公安部门来到她居住的村庄，很快就认出她是“非法移民”，她被带走，两个月后，她被交还给朝鲜边防军，那时，她已怀孕。 　　她不愿意回忆在朝鲜“管理所”里的生活，但她承认是在管理所里流产的。一年以后，她被释放，几个月以后，她又出现在自己中国丈夫的门前。 　　这一次越境更加困难，当时已是深冬，长白山上积雪没膝。李济博渡河时为躲避朝鲜边防军搜查，她扭伤了腿，在穿越长白山寻找庇护的过程中，她遗失了自己的鞋子，当她抵达第一个有人的房子时，她右腿的几个脚趾被彻底冻坏了。 　　１万５千元的一次通话 　　金美熙在中国生活了3年以后，她皈依了基督教，鲜族的基督教和汉族的基督教传统并不一样，她们依然继承者100多年前北欧传教士抵达朝鲜半岛时所带来的福音派传统，这一点和韩国的教会一致，这也就决定了鲜族教会，尤其是地下鲜族教会与韩国教会暗地里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地教会的牧师找来了几个韩国人，问她是否愿意去韩国，金美熙摇摇头，掏出了自己在中国辛勤劳动三年所攒下的一千多元钱，说：“我想见见我的儿子。” 　　但一千多元远远不够，教会最终为她募捐到了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的“经费”，她被带到了丹东，“中间人”向她保证，将把她的儿子从朝鲜内陆带到新义州，并以“探亲”的身份到丹东和她团聚一个月。她扳着指头计算，“在新义州，一份可以前往中国探亲的护照大概要花3000元，剩下12000元，应该够在朝鲜国内买通哨卡的士兵了。”——朝鲜国民在自己的国家并不能自由流动，州与州之间，道与道之间都有哨卡盘查来往行人。 　　10几天以后，中间人带着一个手机来找她，告诉她说，“给你儿子打电话吧。”在新义州，中国的手机即使在朝鲜一侧也有信号，中间人通过某种方式将手机偷运进了朝鲜，并交到了被带到边境附近的儿子手中。金美熙拿起电话就开始呼喊自己儿子的名字，而那头则不停的呼喊着“妈妈！妈妈！”，喊了几声名字以后，金美熙昏死了过去。 　　第二次通话，金美熙依然非常激动，还是只会喊儿子的名字，她每喊一声，电话里她的儿子就回喊一声妈妈。他们喊了1个多小时，直到手机没电，当时在场的牧师在回忆这一场景时，金美熙低着头，偷偷地抹着眼泪。而她刚才在讲述自己在朝鲜和中国所经受的苦难时，依然是微笑着的。 　　第三次拨通电话，金美熙终于能镇定下来，询问一些家中的情况，她儿子告诉她，家人和“组织”都以为她已经死了，所以并没有受到迫害，她的孙子已经长大成人，正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役，而孙女则在国营农场上班。“他告诉我，他不能过来，因为村里面都知道他这次出来，但并不知道他是来见我，一旦人们起了怀疑，在军队中的孙子会被公开枪毙，而孙女也会失去自己的工作……” 　　几天以后，她的儿子离开了新义州，母子分别10年，还是未能见面。 　　逃到中国后破碎的家庭 　　家庭团聚，这是韩国政府在谈及逃北者问题时经常使用的词汇，在韩国政府看来，北方的朝鲜国民都是广义上的“朝鲜战争失散家属”，在“家庭团聚”政策的支持下，韩国政府一度给已抵达韩国的逃北者支付大量现金，通过中间人将逃北者遗留在朝鲜的家属“解救”出来。 　　但仍然有许多朝鲜家庭在中国的土地上破碎。 　　“我丈夫和我之所以决定到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我的父母是‘政治犯’，而他的父亲已经逃北了，他的母亲则是在国外受的教育。我们俩都不能入党，这在朝鲜就是最低等的阶层。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朴顺英，45岁，3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谈论自己的过去时，总是紧张地看着自己的手，并下意识地不时回头张望。 　　他们在朝鲜的生活很困难，即使在朝鲜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2000年，当时朝鲜政府宣布“苦难的行军”已经结束，朝鲜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二十一世纪”，这一年，他们还是选择了逃离朝鲜。 　　她和她的丈夫，孩子较为顺利地抵达了中国，当时她最小的一个孩子才六个月大，在教会的帮助下，她和丈夫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并皈依了基督教，但还是不能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教会的一个“姊妹”给她介绍了一个中国的朝鲜族家庭，她平静地说：“他们说愿意给我点钱，但我不能接受，就算是饿死我也不能卖自己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摩西一样长大。” 　　此后，为了躲避公安的搜查，她一家人颠沛流离，他们干过矿工的活，干过农活，甚至在沈阳的饭店里干过洗碗工，中国的朝鲜族人不时会给他们一些帮助。 　　2003年的一天，她的20岁的大女儿被当地公安查到了。遣返后女儿被发现偷偷藏有十字架，而在朝鲜，信仰宗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罪行，她的大女儿被判了1年半的劳动改造。她说：“女儿被放出来以后，我曾经打听过要花多少钱才能把女儿再带过来，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笔生意”，“偷运政治犯太危险了。” 　　2002年，她的丈夫也被遣返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有谣言说她的丈夫死在了朝鲜的集中营里，她被介绍给了教会的一个朝鲜族男子，不久以后，她们结婚了。 　　朴顺英说，我每天都为自己的家人祈祷，无论他们在哪里，我希望他们能活下来。他的儿子现在靠替教会抄写圣经为生——牧师说，教会并不需要抄写的圣经，只是希望他能从中获得一点教益。 　　金美熙再也没有与自己的家人联络过，她后来设法给家里寄了一点钱。她说，她已经76岁了，在进棺材以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见一见自己的孙子和儿子。 　　李济博依然惦记自己留在朝鲜的孩子，偶尔会通过一些“中间人”给“那边”送一点钱过去。坚持生活在中国一侧的朝鲜人大都像李济博一样，他们默默承受报酬低廉的重体力劳动的生活。只要能留在中国，他们总有办法帮助自己在朝鲜的亲人。 　　李济博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警察会突然光临她所居住的小山村，但她说，这种事发生过一次，就会发生第二次。 　　努力溶入中国社会的朝鲜人 　　38岁的金顺花生活在离延吉七十多里一个偏僻的自然村。记者看到她时，第一眼就可以判定，人群中那个先天营养不良身高不足一米五、表情木呐、满面沧桑的人就是要找的金顺花。 　　从走进大院那一刻起，金顺花就用异常警觉和惊恐的眼睛注视着记者，她死死抱住怀中只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如果不是记者有当地人陪同，见到陌生人进院子的金顺花会抱着孩子立即跑掉。她知道如果有人举报就会被抓住遣返回国。 　　金顺花三年前越境被人介绍到这里嫁给村里最老实的一位光棍，她和丈夫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家，看上去破得快要垮了房子还是借小叔子的。现在金顺花能说简单的汉语，她说她的故乡在京里（音），父母、哥哥和姐妹都已死去。 　　与金顺花同一年越境过来的崔贞玉生活在三十里外的另一个山村，崔贞玉今年六十三岁，三年前独自越过冰冻的江面，几经辗转被人说合与村里一位陈姓老汉“搭伙”（当地语“同居”），半年前陈姓老汉病故，崔贞玉再次陷入窘境。乡里人同情崔贞玉，他们介绍邻村有一位刚失去老伴的杨姓老汉，于是崔贞玉又背着一个小包袱步行十五里山路来到杨老汉家。 　　杨老汉七十二岁了，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人，穿着一身灰蓝色的旧衣服坐在家门前，和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崔贞玉到地里干活去了，晚上才能回来。 　　“这周围每个村都有好多朝鲜人。”当地人介绍说，朝鲜人普遍勤劳能吃苦，一点微薄的待遇就可以满足。女性尤其比男性更容易在这里生存落脚，因为她们的到来，使这些村子里原本娶不到媳妇的困难户都有了妻子。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附近的公安曾对非法居留的朝鲜人进行过大规模清理行动。金顺花和崔贞玉在村里人的掩护下都巧妙地逃脱了。 　　“他们（派出所）都是半夜突然来的，进了家门口才知道”当地人回忆起搜捕行动时仍心有余悸： 　　“来抓的时候那个惨啊，她们死活不肯走，下跪磕头作揖什么都有，身边抱住什么就不松手，把大树皮都抠破了。 　　“公安也说，是奉命执行任务。但那个时候，谁还能听进去那些。哭叫声响成一片。后来没办法了，也就只好走。” 　　村民介绍，那些被遣返回去的朝鲜人留在这边的子女，乡村政府都作出妥善安排。延边州规定，孩子的户口可以随父亲。所以，没有一个孩子因为母亲被遣返而失学。 　　据金顺花所在村那所小学校李老师介绍，仅她在的那所学校，就有四个母亲下落不明的孩子在读书。“她们的骨血在中国，只要被抓回去不是死了，肯定会回来的。” 　　（注：文中朝鲜人均为化名） 　　（二） 　　朝鲜当局第一次就“逃北者”问题的公开表态始于2004年7月29日，朝鲜就滞留越南的468名“逃北者”最终被允许前往韩国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既是南朝鲜当局有组织、有计划的引诱绑架行为，又是光天化日下的恐怖犯罪。” 　　当时，朝鲜的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也警告说：“决不会对南朝鲜当局的反民族性劫持恐怖犯罪行为袖手旁观，将算清这笔帐。该事态引发的后果应由南朝鲜当局承担，而且给予协助的其他势力也将付出昂贵的代价。” 　　至少30万朝鲜人滞留中国 　　实际上，当时的“逃北”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引起中朝两国政府重视的地步。2004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朝军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边防合作协议》，此次协议的签署，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李玉中将为团长的边防代表团“应邀”前往平壤签署的。“为统一全国陆地边界管理模式，理顺边防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于2003年9月上旬起将中朝边界防卫任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上述协议的签署对于继续维护中朝边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逃北者主要以青壮年男性和年轻女性为主，但也包括大量的老人和孩子。不仅是中朝边境的居民，许多原来居住在平壤等内陆地区的朝鲜人也加入了逃北者行列。他们绝大多数仅是为了“活下去”而偷渡至中国。由于在朝韩分裂时大部分粮食产区都属南部韩国的平原地带，朝鲜的粮食供给一直依赖外国的帮助，先是前苏联，后是中国。 　　一位丹东的朝鲜族市民告诉记者，1992年，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洪水，当年冬天中国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粮食短缺，当时通过中朝友谊大桥的货运火车明显减少，1993年春节后，关于“那边过来的人”的谣言就开始在当地鲜族人社区中流传。此后，咸镜北道成为朝鲜非法越境者的主要输出地，对应的中国一侧则是吉林省的延边地区。中朝界河图门江在某些地方非常狭窄，河面仅有20多米宽。在夏季的枯水区，“拎着裤腿就可以走过来，”而冬天江面封冻，更可以步行穿越。 　　中朝边界的另一部分为吉林段的长白山区，受环境所限，管理松懈；而辽宁部分的中朝边界则相对发达得多，人烟稠密，中朝双方的警卫也更加森严。 　　到底有多少朝鲜人逃了出来？边境公安的记录说，从80年代初至今，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都发生在朝鲜发生饥荒时。边境纪录还记载了鸭绿江上漂着的尸体——被朝鲜士兵击毙的非法越境者。《华尔街日报》自称从公安局和延边财政局获得的文件显示，从1983年至今，大约有40万北朝鲜“非法移民”进入中国，许多国际人权组织也估计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在30万至40万之间。 　　由自发逃难到可牟利的生意 　　韩国的祖国统一研究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尽管从2002年开始，由于“沈阳闯馆”事件等一系列外交危机影响，中朝两国都加强了对边境的管制。但这一管制却因为朝鲜边防警察部队的腐败和无能而收效甚微。 　　直接的结果是——那些自发穿越边境以寻找粮食的普通越境者减少，而由韩国人、已经获得韩国公民身份的“逃北者”、中国的朝鲜族人、朝鲜国内的边防军成员，甚至地方官员所组成的“人蛇集团”开始活跃。 　　据韩国媒体称，前“逃北者”和韩国人负责组织从中国偷渡至韩国，中国的朝鲜族人负责安排中国境内的食宿和隐蔽，而朝鲜的边防军人和地方官员在负责从朝鲜境内向中朝边境靠拢，并最终穿越中朝边境。当然，这种说法遭到朝鲜政府与军方的批驳并表示愤慨。 　　除此之外，其他没能得到边防军“支持”的朝鲜难民则很难穿越国境，甚至很难向边境靠拢。据一位曾经担任国际红十字会驻平壤官员的日本医生的回忆，在平壤机场，没有任何飞行时刻表，地图出售，销售人员告诉他说，“平壤地图和时刻表属于国家机密。”而对于那些想要在北朝鲜境内移动的普通朝鲜国民，通行证是必不可少的。但9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以后，甚至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家人都开始挨饿，基层官员腐败盛行，各种国内关卡都可以通过贿赂买通，大部分以美元或人民币结算。 　　穿越国境的另一种方式是在边境城市办理“前往中国探亲护照”，这一护照的发放也从90年代开始变得“宽松”起来，目前的“公价”在300至500美元，而一个三口之家在朝鲜一年不过需要花费15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 　　对于自发穿越边境的“逃北者”来说，在早期，他们往往得到了当地中国的朝鲜族群众的支持。一位居住在中朝边境的朝鲜族商人告诉记者：“刚开始大家都愿意帮助他们，毕竟是同文同种的同胞骨肉，而且在‘文革’时期他们也帮助过我们。”随着逃北者的不断增加，单纯的帮助开始减少，而掺杂着经济利益的“帮助”开始增加。 　　许多穿越国境者在中国境内只是短暂停留，他们会设法与当地的人权团体或者朝鲜族教会联络以获得紧急援助。然后再次返回朝鲜，以帮助国内的家人。如果能联系上愿意提供长期帮助的团体，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朝鲜人会多次穿越国境，他们中许多人在教会的帮助和感召下都“皈依”了基督教，并在朝鲜境内传播基督教。 　　据延边一位当地的鲜族地下教会的牧师向记者介绍，目前教会在朝鲜的“传教”活动以一种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每个“受洗”的“逃北者”信徒在返回朝鲜以后都会发展一名“下线”，并设法把他们带回中国，如此循环，他们教会已经发展了十几名朝鲜信徒。 　　韩国教会在地下一直与中国的鲜族教会保持联系，由韩国，美国教会所组织的北韩人权团体也往往通过鲜族教会的关系在中国展开活动。对于那些希望抵达韩国的人，许多人就是通过教会的网络与国际人权团体接上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前往韩国，美国等最终的目的地。 　　条条长路通韩国 　　2006年美国PBS广播公司在全国播出了一部讲述逃北者经历的纪录片《汉城列车》，立刻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人权团体纷纷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接收更多的北朝鲜难民。而实际上，影片中所描述的由人权活动家和基督教人士所组织的通过强行闯入日本，韩国等国的驻华使领馆寻求庇护的比例相当微小，大部分是通过所谓“中介”，也就是人蛇集团脱离朝鲜，进而抵达韩国的。据韩国媒体报道，2005年进入国内的1894名逃北者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有1500多人通过中介人进入韩国，而且平均每人向中介人支付450万韩元（约合3.6万人民币）。 　　这些钱来自于韩国政府支付给“逃北者”的定居金。在2004年以前，由于韩国政府所设立的定居金标准高达3590万韩元（约合28万人民币），走私一度异常猖獗，即使是2004年12月以后，韩国将定居金标准缩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对于生活在中朝边界的人口走私团伙来说，总数也颇为可观，“有油水可捞”。 　　在人权团体和人口走私集团的帮助下，逃北者有多条线路可供选择，在北京，沈阳，青岛强行闯入韩国使领馆，韩国子弟学校的作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吸引国际媒体的注意。随着中国政府的加强戒备，主要的途径变成从中国逃往第三国，然后再前往韩国。 　　其中最著名的一条线路是蒙古，由于蒙古国政府在朝鲜难民上采取合作的立场，凡是抵达蒙古的逃北者都可以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往第三国。那些梦想着前往韩国的逃北者，不得不步行穿越中蒙边境之间的戈壁和草原，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过了河就安全了。”或者“看见俄文字母就安全了”。 　　另外一条线路是通过韩国教会的人际网络抵达云南，并从云南步行穿过中国国境抵达缅甸，越南，泰国等国，但这条线路似乎并不受人口走私集团所青睐，因为比走蒙古的成本高很多。 　　此外，通过青岛、烟台等韩国人社区较为发达的城市走海路抵达韩国的港口也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组织偷渡者——无论是人口走私集团还是人权保护组织都会事先通知韩国政府进行身份确认，据一位接近韩国人权组织的人士表示，这条线路中因为经常发现中国朝鲜族人冒充“逃北者”而不受韩国政府的“欢迎”。 　　所有线路中，最为奇特和漫长的的方式是从中国晖春附近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穿越朝俄国境，然后沿着中俄边境向西向北，最终抵达俄蒙边界，从那里再进入蒙古，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地下教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一线路的步行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可能耗时数个月至数年。 　　但无论如何，任何一条线路的耗时都在几个月以上，在抵达中国以后，希望在中国内陆穿行的逃北者们不得不在隐蔽所里隐藏数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因为他们普遍“过分瘦小，在人群中非常扎眼。”一位逃北者向记者表示，在离开朝鲜时，他的体重不到45公斤，而在中国生活了半年以后，他的体重增加到了65公斤——基本上可以冒充中国的朝鲜族人或者韩国游客了。但对于有经验的“边防公安”区别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集体出现的时候，“他们的个子都矮很多”，一位前边防警察向记者表示。据调查，逃北者的平均身高为154厘米，比韩国人（162厘米）矮8厘米。平均体重为52公斤，比韩国轻8公斤。 　　遣返，不愿想象的噩梦 　　朝鲜2004年修订的刑法规定，任何非法逃离朝鲜国境的人都将被视为“叛国”，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被遣返的朝鲜难民仅被强制接受几个月的“劳动改造”，美国国会设立的“北朝鲜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称，在朝鲜境内有数十个关押此类轻政治犯的“管理所”，其中位于平壤北道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的sinuiju管理所被认为是主要关押“普通逃北者”的场所。 　　据信，由于长期的粮食短缺。朝鲜当局不得不从2002年开始放松了对遣送回国的“逃北者”的惩罚，那些仅仅为了不饿死而越境的朝鲜人不会被长期关押，而他们再释放后往往寻求再次“逃北”。吉林农村，已发现有被公安干警所查获的朝鲜妇女在被遣返几年以后又回到中国，看望他们和中国“丈夫”所生下的孩子。但是，朝鲜重新修订的刑法中也明确规定，任何与外国势力接触的“叛国者”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死刑的惩罚。 　　多数逃北者都不愿谈论一旦被遣返将会发生什么，即使对于在朝鲜生活多年的他们来说，集中营里的生活都是难以想象的。 　　还有“连坐”制度，一位年轻的女性逃北者向记者表示，在她计划出逃的时候，曾经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商量过，但该名女性朋友顾忌到自己在军队中服役的丈夫，最终放弃了出逃的计划。因为“一旦被当局发现她‘叛国’，她的丈夫将被作为‘外国间谍’而公开处决”。这位逃北妇女在中国隐藏了数个月以后被遣返回了朝鲜，发现自己的丈夫和12岁大的儿子都被投入了集中营，告密者就是她的那位女性朋友，而她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组织上”的奖励——几袋粗粮。 　　（2006年10月31日，那天的天气预报说，新的一股强冷空气即将南下，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迎来的是漫长而严酷的冬天。”逃北者”们还好吗？） （2007年朝鲜的日子还是那么不好过。在外的朝鲜难民们。现在也许还在躲避武警公安的追捕。也许还在某个酒店或发廊里面遭受临蓐！也许是躲在某个角落中哭泣吧！）